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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政行为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

从实质上讲，共同体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人若想获得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自我约束以成为一个符合共同体共识的人，遵从共同体的规则、习俗。共同体远非自由主义理论所言的仅是一种工具意义的原子化个人的联合，相反，它给予个人以身份认同，并成为个人生存的精神皈依。

价值间的各种妥协折中交易成为冲突解决的常态，但这一过程却在不断消损着价值，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价值渐渐走向虚无，世间再无好坏、善恶、是非标准，道德整体滑坡。对己负责、自主选择仍是人的处事原则，但已有了义务内涵，而义务又绝非负担。不履行义务，即应承担相应责任，此乃社会公理。但是，这一权利观念传至中国，却未经任何话语转换与改造。宪法并未规定公民未履行义务的宪法责任。

来源：《法学》2012年第11期。说到底，人性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以至于以人性来谈论人权，却使人权有可能仅仅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548—566 页。

顾、黄、王三儒的从祀是孔庙历史上的异数。黄宗羲学本姚江，而见理甚浅，所辑《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瑕疵甚多，尤以《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于《孟子》、《公羊》妄加附会，语多流弊，所以其命名虽比于箕子，而立志实托于殷顽。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37]《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3 页。

《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诸篇虽然与六经大旨不甚背驰，但是无如人心好奇，动引兴朝巨子与法兰西乱世之儒相提并举……好名不得志之流且借三儒著述若《待访录》等类，视为奇货，起辨言乱政之阶。[62]顾炎武的学问、经济被用公与私、专制与宪政这些时代概念重新解释，于是顾氏本人也就成了合乎立宪之精意的立宪派。

夏晓虹《明末三大家之由来》，《瞭望》1992 年第35期。回顾三儒从祀曾遭驳回的理由，一是说他们身为胜朝遗民，不仕本朝，且著述中多有悖逆之处。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转呈在两湖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的呈词，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72]结论三儒从祀孔庙12 年后，前清礼部侍郎郭曾炘整理旧箧，发现了当年他为此事上奏的疏稿，有感于中，发而为诗。

国初的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已经从祀孔庙，除他们之外，尚有三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接着以魏公始扶汉一句以曹操喻尚为清廷效力的袁世凯，杜断破群疑则以杜如晦喻坚持应将三儒从祀的张之洞，证实了当日请祀得到了两人的支持。关于此次从祀事件中的国粹论述及其内涵，笔者拟另文讨论。[33]今日编制诸公，所指即是负责编订新官制的编纂大臣与编制馆诸委员。

针对《明夷待访录》要求加重相权的《置相》一篇，他说：莽、操受千古唾骂，后世奸雄，窥伺神器，多慑于名分而止，而宗羲曰：‘天子去卿一阶，宰相而摄天子，不殊于大夫之摄卿。胡思敬对于预备立宪根本反对，认为宪政是上下互相劫制之道，其结果必然是争竞之祸愈烈，荼毒之害愈深，预备立宪之后，盈廷聚讼，举国若狂，以至于内外交讧，国势垂危，实在是大乱天下之道，他甚至要求取消九年预备清单，停办新政。

光绪二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而顾、黄、王三人在晚清的形象恰恰建立在其政治主张的基础之上，这些主张又被解释为与某些传入的新思想暗合，甚至被当作中国早有此类思想的明证，因此三儒的从祀也就被认为是政治变革的表征了。

与此前争论双方的论述不同，这次最后的对决已经不再以道统、传经等从祀孔庙的传统标准为言，甚至也较少涉及学术问题的评价，双方争论的焦点完全集中到三儒学说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尤其集中于《明夷待访录》在宪政中的位置问题。炎武平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事事皆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切实可行，前时议者谓国史儒林本传篇末特识其在华阴时于灵台观侧建朱子专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是亦可语于传授道统矣。又有论者谓其有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三条大谬，只不过以宪法之名掩盖专制之实而已，见荪楼《宪法大纲刍议》，同上书，第3 卷，第678—693 页，原载《民声》第1 期（1910年5 月）。或称三儒之学虽渊源不同，要皆归于程朱。为臣者不当跻身于仆妾，而以服役为务。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说：旧日此种从祀视为至重典礼，均系明降谕旨，今乃仅以交片下礼部，殊非故事。

[34]《御史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345—347 页。[20]对于这些问题，支持者仍然延续了此前请祀者的策略。

同样是复乡官，同样是重宰相，他认为是黄、王应予从祀的根据，胡思敬则以为是二人的缺陷所在，双方在从祀问题上的立场根源于其对于新政的不同态度，于此昭然若揭。三是三人学术驳杂，不尽笃守程朱，不足以承担道统。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出于对经学荒废的担心，政府先是公布了教育宗旨，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同时将先儒之经注经说编为教科，颁之学堂，这样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成年以后，自然不致渐渍于奇袤。[55]比如章太炎就斥其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并举其废疾六条，称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见章太炎《代议然否论附虏宪废疾六条》，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年版，第100 页，原载《民报》第24 期（1908 年10 月）。

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否决三人从祀孔庙，将使天下以为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没有诚意，助长反对立宪的声音，对宪政的推行极为不利。[8]究竟顾、黄、王三人关于政治的著述中，哪些与当日的变通损益悬合，赵启霖没有指明，但是，此次请祀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朝堂之上的纷纷议论，三儒思想与清末新政的复杂纠葛也渐渐浮现出来。又引《原法》篇吾无天下之责，则吾视君为路人的话，称今日虚无党派，藐视君亲，平等自由，不受羁绊，遂据此为公理。[14]胡玉缙：《拟准御史赵启霖奏请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许庼遗集》（稿本）第1 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115—116 页。

[63]矫正秦代以后专制之失本是预备立宪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汉族大僚如张之洞、袁世凯等热心于立宪，也确实有扩张臣下、地方权力以限制君权的内在动机。其时，对于宪政、宪法，朝堂之上的反对之声既不绝于耳，江湖之中的抨击之词又甚嚣尘上，这时如果将学问、经济与宪政各端若合符契的顾、黄、王三儒从祀孔庙，送上神坛，一定可以涣释群疑，表明朝廷立宪之决心，这也是三儒最终得以从祀孔庙的直接动因。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胡惟庸、严嵩之祸，明人所切齿也，而宗羲曰：‘生杀予夺，当出自宰相。秦燕春：《晚明三大家从祀两庑始末考》，《中国文化》第24 期，2007 年5 月。

（15）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宗室瑞贤、掌安徽道监察御史叶在琦。由于它涉及到清末政治改革的某些重大理念，又出自重臣之手，值得全文引用在此：《孟子》七篇言君民消息之理最详，梨洲《待访录》原君、原臣二篇实本《孟子》，今为比附之如左：《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邱民为天子。

孔庙是意识形态的最高神殿，在它所代表的道统与政治权力之间，有交集，有争夺，也有屈服。可是，三儒从祀一个月以后，光绪与慈禧相继死去，三年后辛亥军兴，诏墨犹未干，呜呼旧社屋，所以不仅三儒豚蹄何足歆，而且煌煌宣尼宫也行见茂草鞠，令作者泫然泪下。将三位新神强行塞入旧庙，虽然当事者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他们所针对的目标人群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在原来的轨道上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无论朝野对这部准宪法都有什么样的声音[55]，三儒从祀的正反双方选择在这个时候展开最后交锋，显然与这种政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19]事实上，从事件后来的发展看，昔日议驳诸臣已无人参与，而昔日的坚定支持者中却有一位改变了初衷，成为三儒从祀最大的阻力来源，这一点在后文将有详述。（2） 内阁中书王在宣。

根据同时人的记述，这些奏折递上以后，慈禧遍览各折，意不能决，乃独召询张南皮。孙家鼐与翁同龢联名上奏的奏折见《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27 页，原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 /5543 /021。

[31]《礼部郎中龄昌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 卷，第20—21 页。[8]赵启霖：《请将三大儒从祀孔庙折》，《赵瀞园集》，第5页。